2000年，国家对购买农用机械的农户实施购机价格补贴政策后，不少农机生产厂家与某县农机推广站（从事“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事业编制）联系，由其向农户宣传、推广相关农机品牌，同时按照销售台数给付一定数额“推广费”。2008年，上级部门严禁收取任何名义费用。为规避审计和查处，该站职工陈某等五人以陈某名义办理个体农机经营执照，同时每人“投资”1.5万元用于垫支农户购买农机国家补贴款，继续收取“推广费”。后由于国家对补贴农机产品经销商的资质要求更加严格，2009年和2010年该个体户又分别挂靠具有农机经销资质的某县农机石油储供总站、某市海川农机有限公司，仍收取“推广费”。2008年至2010年，陈某五人共计收取推广费用102万余元。

    分歧

    本案审理中，对陈某等人的行为性质存在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陈某等人行为仅为国家工作人员违规经商，不构成受贿罪。第二种观点认为，陈某等人符合交易型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受贿罪。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其规定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财物属于新型贿赂犯罪认定规则中的“兜底”条款，适用弹性较大。因此，在具体交易形式中确定受贿性质时，需要结合行为方式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层次辨别。具体到本案，可厘清其如下两大特征：

    第一，推广农机过程中存在的中间经营环节系虚设。从表象上看，陈某等人共同投资及挂靠有资质企业从事营利行为获取的系商业利润，如此，其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行为受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调控影响，既可能获得利润，也可能承担风险。然而，陈某等人共同投资的实际用途在于替农机生产企业垫资，为农民提前支付农机生产企业农机产品国家补贴款。依照相关国家农机补贴政策，农机产品出售后，相关农机生产企业履行完规定的审批手续，国家的补贴会直接汇入相关农机生产企业账户。农机生产企业然后将该补贴回退至陈某等人手中，同时按照销售台数给付一定数额“推广费”。因此，陈某等人的共同投资并无任何市场风险。依据上述分析甚至可以看到，陈某等人的投资并不能产生相应商业利润，其与“推广费”的获取没有直接关联，“推广费”不属于正常的商业利润范畴。因此，陈某等人共同投资及挂靠有资质企业从事营利行为属于虚假经营行为，其本质就是规避审计和检查，为违规收取企业回扣起到掩饰和搭桥作用。

    第二，陈某等人利用了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陈某等人主要从事“新产品、新技术”推广等工作，在农机技术推广领域享有特定公共权力。在国家农机补贴政策实施以后，陈某等人有权对哪些农机产品可享受国家补贴进行审核、上报，因此才出现了众多农机生产厂家与农机推广站联系，由该推广站向农户宣传、推广农机品牌，同时按照销售台数给付一定数额“推广费”的现象。农机生产厂家给付“推广费”的目的在于依靠被告人职权影响，排挤同类产品对手，最大化占有市场份额，赢得市场竞争力。五被告人接受不具有正当性的“推广费”时已成就了农机生产厂家的不正当竞争目的，为他们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上述两大特征，可便利考察个别公务员参与营利性活动与本案受贿之间的区别。如个别公务员非利用职权从事“第二职业”，遵循市场经济交易规律，所获收益系投入资本的利润，那么其行为仅属违反公务员法行为。司法实践应将一般商业利润与受贿获取暴利严格区分，才能准确地得出应否给予刑罚处罚的结论。

  （作者单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